“医药行业的常态是创业的成功率极低，所以存在融资难、估值低等重重困难。”高特佳投资集团副总经理王海蛟向南都健闻记者谈到。“医药投资亦是如此。因为投资人需要和企业一起抗下巨大风险，包括科学发现成功率低的风险、资本市场变化的风险等多重因素。”

尽管资本市场起起落落，但背后的逻辑以及价值判断依然有其规律。在王海蛟看来，首先要接受这是一个长期情况，是一定时期内的常态，企业家要做好预期管理和规划。我们希望创新药团队要接受常态，回归创新研发的本质，认真评估自身推进的产品管线是否真正具有竞争力。

近期，南都启动《对话医药投资人》系列报道，第三期邀请到高特佳投资集团副总经理王海蛟讲述创新药出海的故事，并分享其多年来在医疗领域投资的心得、不同赛道背后的底层逻辑。

作为从事医疗健康行业十余年的投资人，王海蛟过往投资案例包括丹霞生物、联影医疗、博奥赛斯、安诺优达、微策生物、华银健康、鑫诺美迪、和合诊断、热景生物等。

对于一线从业者所反映的“融资难”的困境，常年处于医药产业一线的王海蛟同样感受到资本市场水温的变化。王海蛟认为，2018年至2021年的投融资小高峰，有其行业加速或升温的原因，当时更像是泡沫期，而非是常态，产业基本面的变化是循序渐进的。

时下，创新药出海成为企业的必选项，出海能力也同样成为投资机构考察标的的维度之一。在本次专访中，王海蛟分享了药企出海不易背后的成因。同时，作为业内少数具备产业经验的投资人之一，王海蛟也透露，目前正在积极申请和广东各个地方政府的合作，发起一些产业基金，通过这一模式推动产融结合，帮助产业链上的企业进行前瞻性布局、优化升级产业结构。

对话嘉宾：高特佳投资集团副总经理王海蛟

南都：今年以来，很多创新药企业家提到创新药出海还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希望请教您，从什么时间开始，出海开始成为国内创新药企业的必经之路，成为共识？

王海蛟：创新药的出海分为两类，一是知识产权的出海，另一类为产品的出海。但无论哪一种出海的方式，背后的逻辑是一致的。前提都是能顺利做出来产品，而且要具有优于竞争对手的实验结果与数据。

过去几年，不少药企的创新药出海授权金额很大，但最近又屡屡发生退回，我认为关键是在于数据上、研发进度上不具有竞争优势。比如，你的药品顺利进入了临床三期，但是其他企业的临床二期所展示的临床研究数据结果要更加优于你，所以对于合作伙伴来说，吸引力自然下降。在创新药知识产权出海的层面上，大多是因为时间进度和效果的问题引起退货。这一现象比较常见。

南都：创新药市场，常常“有人欢喜有人忧”，大家都处于摸索中。近日，君实生物PD-1获FDA批准上市的消息，对于行业来说具有鼓舞的意义。

王海蛟：君实生物的动态对于中国医药界来说是比较振奋的消息。这说明我们不是还处于临床前的早期构想或是临床前的结果打包出售阶段，而是自己有能力持续推进，让产品在美国获批、在美销售。这意味着我国企业的药品研发、生产管线的流程得到了美国FDA的认可。

在这之前，百济神州的BTK抑制剂也已在美上市销售，销售规模可观。百济神州的另一款替雷利珠单抗也是在美国、欧洲获批了。相对来说，PD-1市场规模在过去几年间拓展迅速，较BTK抑制剂具有更大的潜在市场规模，所以说受到了更大的关注。

南都：创新药出海是诸多企业目前在考虑的问题，当出海成为必选项，您认为对于当下的创新药企业来说，主要是难在哪里？

王海蛟：确实，目前出海已经成为中国生物医药企业的必选项，不是可选项。很多公司从立项阶段就开始考虑出海，如何实现海外权益、海外商业化注册如何处理。受到集采等因素的影响，药品销售单价持续下跌，对创新药整体的回报率有所冲击，所以大家对于海外市场会更为看重。

南都：您在投资创新药项目时，也会把海外布局这一元素纳入考察的维度？

王海蛟：会的，创新药企有没有出海的能力，这是必选项。除了这一点以外，我们还会考虑一家创新药企的赛道如何，市场规模、企业自身的竞争力如何，这是我们考虑的基础。另外重要的考量因素包括团队的构成、团队凝聚力、是否具有学习能力，以及与创始人接触过程中个人化的感受等。

南都：有观点认为，全球的新药在进行技术上变革，也是当下我国创新药企业弯道超车的好机会。您怎么看？

王海蛟：我不认同技术变革会给创新药企业带来弯道超车的机会。科学创新是难以弯道超车的，它一定是建立在某个基础之上实现创新。能否实现超车，归根结底还是要看基础优势。

但有一点我想强调的是，中国的一些政策以及资源上是明显优于欧美地区的。在现有竞争格局下，我们在产业方面的弯道超车是有机会的，产业更加强调工程化的能力，而我们的工业体系很全面，工程师人才优势，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优势都很明显。基于药品控费是全球共同面临的问题背景下，我国企业有望成为全球药物市场链条的供应商，在确保药品效果一致的情况下，可以借助工程化、产业化优势，提供更为适宜的价格。

南都：创新药产品管线的潜力受到关注。过去创新药领域出现了很多现象级产品，比如PD-1、GLP-1等。而现在ADC也被视为当下创新药中最为炙热的赛道。您认为下一个爆款或现象级的产品将会出现在哪里？

王海蛟：根据我们最近调研，主要预测的方向是在细胞和基因治疗领域，基因治疗领域应该会产生重磅的药物，但究竟针对哪一种疾病，目前行业里还没有统一的观点。虽然行业对这一领域的势头的评价为“曙光初现”，但绝大部分人士认为还处于早期发展阶段，需要突破伦理、监管政策等多重限制因素。

正如之前提到，在ADC等靶点领域，容易摘的果实已经摘下，如果再在这个基础上发现重磅药物是很难的。但在细胞和基因治疗方面，因为人类基因组学是在2000年左右完成，有了基因和细胞疗法背后的清晰路径的基础，这个领域还有很大的价值挖掘空间。

南都：您如何看待创新药领域研究靶点同质化的问题，您在投资时是否也考虑背后同质化的现象？

王海蛟：目前PD-1、GLP-1等靶点确实竞争比较激烈。坦率说，我们曾对比国内和国外市场，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通常在重磅药产生后，国内企业的战略打法往往是选择跟随，把这一靶点列入研发计划中，GLP-1则是非常典型的例子。而海外大药企的选择往往是把相关的类似管线砍掉。海外大药企背后的逻辑是，如果这些产品管线不能做到优于它，就不应该继续加大投入。

这些打法背后与国内外市场的不同特征紧密相关。因为海外市场多年呈现的规律是，同款同类药物第一名，能占有50%以上的市场份额，几乎前三名就可以瓜分完这个药物的市场，第三名之后的药物，几乎没有市场空间。

而国内市场的逻辑也非常清晰。企业往往选择的是大品种的市场，中国药物市场发展历史证明，同一个适应症，市场甚至可以允许有20个药物产品存活。而糖尿病、减肥药属于非常庞大的市场，同样吸引诸多的企业。

南都：创新药赛道的投资在此前一度非常狂热，估值被推得很高。但似乎从今年开始这个赛道的融资市场开始遇冷。您觉得何时投资热度可能会回温？

王海蛟：我个人认为现在才属于常态。2018年至2021年的小高峰，有其行业加速或是升温的深层原因，当时更像是泡沫期，是非常态化的。产业基本面的变化往往是循序渐进的，除非在某些技术条件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革性突破，才会导致行业加速。而我们看到，不管是在技术层面，还是在创新药研发的工艺流程层面，这样的变革性突破还未到来。

南都：从整体上来看，创新药的投资跟过去相比，有哪些变化？

王海蛟：第一，相对于2017至2021年，创新药的投资的确比过去难了。背后的原因包括，现在资本市场退出路径变得比以前更难、港股市场不景气、估值非常低迷。另外，A股科创板对于没有收入的生物医药企业的接受程度下降，这也使得资本市场的融资变得困难、带来资本退出难等系列问题，从而影响投资信心。

南都：创新药的投资往往需要长线思维，那怎么理解资本退出难的问题，难在哪里？如何权衡？

王海蛟：医药行业流传着“双十定律”，即10年时间需要投入超过10亿美元，才有可能成功研发出一款新药。

在我们对全球创新药产业的研究中发现，现在甚至需要超过20亿美元、超过10年时间才能推动一款全球性药物上市。当然，背后可能会面临临床研发失败、药物研发进度不达预期等风险。

由此，投资机构往往需要更长时间在公开市场获得退出机会。而绝大部分基金企业的时间限定为7年，这就意味着资本周期与产业周期之间存在不匹配，所以投资机构往往只能选择临床二期、三期的项目进行投资。

南都：从外部环境来看，某种意义上推动更多的企业去做源头创新的事情？您认为，什么是真正的创新药？

王海蛟：有位业内人士为创新药写下了5条标准，我觉得这个标准虽然严苛，但非常有价值。第一是全新的作用机理，也就是机制创新；第二是全新的结构；第三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第四是能超越目前治疗药物的药效；第五是得到海外市场的认可，特别是美国FDA批准上市。

我们所认知的创新药、全球重磅药物也的确是符合这一标准。当然，药物开发和推进不一定都由一家公司来做，但整体上药物是符合这一特征。

南都：对于正处于投资洼地的企业家来说，有哪些建议？

王海蛟：我觉得大家首先要接受这是一个长期情况，是一定时期内的常态，企业家要做好预期管理和规划。医药行业的常态是创业的成功率极低，所以存在融资难、估值低等重重困难。医药投资亦是如此，因为投资人需要和企业一起抗下巨大风险，包括科学发现成功率低的风险、资本市场变化的风险等多重因素。我们希望创新药团队要接受常态，回归创新研发的本质，认真评估自身推进的产品管线是否真正具有竞争力。

南都：您从事投资领域十余年，您投资企业当中有哪些共同特性，有哪些考核的维度？有没有印象深刻的故事？

王海蛟：我认为有几点共性。第一，企业所处于的市场规模大，企业产品业绩增速要快于行业的增速。例如，假设药品行业的增速为5%，我们会希望标的药品业绩增速能达到行业增速的两倍。第二，行业竞争地位比较突出，行业排名比较靠前。第三，团队比较优秀。其实，每个案子做下来都是不容易的，都值得讨论和研究，因为从每个项目的挖掘，研究尽调，再到投资谈判，以及最终的退出，整个过程当中都有不少故事。

南都：在您投资的项目中，既包含药，也包括医疗器械。可否分享背后不同的投资逻辑？

王海蛟：关注行业中好的细分赛道很重要，在药和器械、服务的系列赛道中，分析判断的方法会有所不同。例如药品领域，我们通常会看一家药企最领先的产品管线，关注这一产品针对哪一疾病市场，市场规模增速如何。

药品领域经常会出现改变行业格局的重磅炸弹。比如今年的重磅炸弹就是司美格鲁肽，才出来两年至三年的时间，就颠覆了药品市场的格局，今年可能会成为全球药王。而器械领域，很少有这种现象发生，行业格局相对是比较稳定和持续的，强生和美敦力稳居全球器械公司龙头的位置。由此，对于药品领域，我们更为看重产品管线、研发团队、产品临床进展，而不是仅仅只看销售收入。因为有的重磅药物即便当时销售规模看起来不大，但并不代表没有投资价值。此外，还需要关注优秀研发人员。

而在评估医疗器械领域，器械公司往往是多产品线运营，很少是单独产品线往前推，通常按照门类的规模来划分。我们更为侧重产品门类、市场规模、管理团队和现有的销售规模。

我们最近投资了董晨院士创办的鑫康合生物，虽然公司暂时尚未实现盈利，但基于公司创始人是国际著名的免疫学家，产品管线研发进度领先。我们认为鑫康合生物的行业地位是比较突出的。

南都：高特佳投资集团于2001年在深圳成立。我注意到您之前也提到希望能通过资本助力中国医疗健康与产业融合。近年来，广东持续在推动生物医药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您的感受如何？

王海蛟：我们一直希望能为广东生物医药的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也在积极申请和广东各个地方政府合作，设立产业基金。在推进产业融合发展中，我觉得未来投资机构能够发展的前提一定是在产业里深耕，才能提高自身对于整体医药产业的理解，更好地进行人员的配置。

投资机构能够帮助产业进行更多的前瞻性布局以及收并购的工作。产业基金可以先以前瞻性方向进行布局，当时机成熟时，再由产业公司重兵投入。通过这一方式，发挥出产业基金“侦察兵”的优势。

而在收并购领域，因为上市公司财务规范性非常严格，但有的优质标的财务及产品还未进入收获期，所以难以实现业绩的对赌。由此，产业基金的出现也可以给优质标的提供成长的机会，扶持其达到上市公司并购的要求。

目前，我们已经在和广东部分地区的政府部门洽谈，也非常希望同有意向的政府部门一起来推动产业基金的建设，推动生物医药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策划：李阳

统筹：尹来 王道斌 游曼妮

采写：南都记者 伍月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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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伍月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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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

伍月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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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都市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