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纂校《唐五代诗全编》，陈尚君：我希望以这部书超越时代
50册、1225卷、3800余位诗人、57000余首诗作、逾1800万字……2024年8月，由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陈尚君独立纂校的《唐五代诗全编》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这部砥砺四十年而成的皇皇巨著，以“穷尽典籍”的学术雄心，还原唐人作品原貌，是当代唐诗研究和古籍文献整理的高标巨擘，亦是陈尚君抱持“男儿当自强”的信念创造的一项个人学术奇迹。
12月7日上午，《唐五代诗全编》暨唐代文学文献学研讨会于复旦大学光华楼30楼思源报告厅举行。北京大学教授葛晓音、西北大学教授李浩、苏州大学教授罗时进、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胡晓明、上海大学教授董乃斌及复旦大学教授陈允吉、陈尚君、陈引驰、朱刚等几十位专家学者与会，围绕《唐五代诗全编》展开学术研讨。
《全编》是活化的唐诗生态
唐诗是中华文明的瑰宝。《全唐诗》由清人所编，收录唐五代诗48900多首，作者2200余人，是几百年来通行的唐诗文献的权威读本。但《全唐诗》因成书仓促，编纂上还存在诸多瑕疵。
早在20世纪80年代，陈尚君就开始着手《全唐诗》的补遗工作，他的《全唐诗补编》199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三十余年后还凭此书获得第五届思勉原创奖。1989年至2011年， 陈尚君与多方合作编纂《全唐五代诗》，后因人事纠纷遗憾搁置。那时他已年届花甲，几番思量后，终以“天公与我刚盟约，整顿全唐勿或疑”的信念，独自担纲起这项三百年未有之大事业。
据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辑奚彤云介绍，陈尚君编纂的《唐五代诗全编》，以让唐诗回到唐朝为编纂宗旨，利用目前可见的一切文献，充分汲取1000多年来特别是近一个世纪唐诗研究成果，除对唐诗进行逐首的甄辨、考订与校勘外，对诗题、本事、作者小传等都能考据事实，打造了一座唐诗文献的恢弘宝库。《全编》的问世，不仅扩大和深化了我们对唐诗的把握，将唐诗研究和唐诗文献编纂的水平提升到全新的高度，而且为唐诗的海内外传播了提供新的推动力。
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西北大学文学院李浩教授认为，《全编》是“以绝顶聪明的头脑干最笨拙的工作才能成就的寂寞的事业”。北京大学朱玉麒教授称陈尚君为“通向唐代坚实脊梁的建设者”，感慨《全编》的纂校之功“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北京大学葛晓音教授谈道：“陈尚君先生独力完成的《唐五代诗全编》50册，是唐诗研究自上世纪初进入现代化进程以来，体量最大、用功最深的一项成果，也将是惠及人数最多，传世时间最长的一部唐诗总集。”
山东大学徐俊教授指出，《唐五代诗全编》体大思精，体现了多方面的学术追求。尤为重要的是，《全编》坚持了“讨原”和“溯流”兼具并重的理念与实践，其体例安排，除了要为每一首诗找到最早的文献源头，还对从唐到宋元明清各代的文本演变作逐一的记录，全景式、全方位、多层次的呈现唐诗的原貌和流变。“这是一个超越前人、突破作家作品藩篱的编纂体例，所以清编《全唐诗》的文本可以说是静态的，而《全编》的文本是动态的；清编《全唐诗》是固化的文本，《全编》是活化的唐诗生态。”
四十余年“著作等身”
陈尚君是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大学生。在此之前，他只有初中一年学历，曾下放农场务农8年。1977年3月1日，陈尚君来到复旦大学报到，翌年参加首届研究生考试，以专业第一名的成绩，成为著名学者朱东润先生的入室弟子，得以一窥唐代文学研究的堂奥。
朱东润先生曾说：“用最艰苦的方法追求学识，从最坚决的方向认识人生”，陈尚君也用一生践行着老师的教诲。
“我从首次接触《全唐诗》至今四十六年，决定自己一手之力完成全书也有十多年，得到圈内圈外许多师友的帮助，但对一代唐诗文本的彻底清理，对唐诗流传过程中产生的千差万别问题的判断，乃至收录时间、范围、语辞、诗体、编次、真伪、行文等方面，其实一直是个人在密闭的空间里苦苦探索。”陈尚君在研讨会上坦言。他坚持“不因学问而伤了感情，也不因友谊而苟且学术”，由于《全编》几乎涉及古今有关唐诗辑佚考证、校订辨伪方面所有论著，他希望广泛听取专家学者的批评意见，“在有生之年可以完成一次全面的修订”。
陈尚君教授（右）与《唐五代诗全编》。
在他发给南都记者的一张照片里，50卷《唐五代诗全编》堆叠起来近一人高，陈尚君站在一旁温厚地笑着，生动地展示了何为“著作等身”。
杜工部诗言：“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陈尚君真正以“掣鲸”之力，拨开历史迷雾，从纷繁文献中还原唐诗原貌。四十年来不畏寒暑，不计名利，终成一部旷世的学术巨著，而其中甘苦，不足为外人道。陈尚君说：“朱东润先生晚年曾寄望我为复旦带来光荣，这是我在先生身后方得听闻的，是否达到，我并没有把握。但我确实一直在努力变化，坚持前进，回看来时路，不算太惭愧。”
南都专访著名学者陈尚君
编纂的缘起与初衷
南都：请谈谈《唐五代诗全编》的总体的编纂思路。它在体例上、内容上、工作方法上以及整体的学术旨趣上和清《全唐诗》有什么不同？
陈尚君：全唐诗实际上是以两种书为依据编成的，一本是明代胡震亨的《唐音统签》，一本是清初的季振宜的《唐诗》，这两本书从各自的立场对于唐诗做了收集。
清代《全唐诗》的编纂其实是在扬州做的工作，由江宁织造，也就是当时康熙派在南方的一个最亲信的官员、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来负责这件事情。但因为胡震亨和季振宜的两本书社会上都不流通，别人都没有见过，所以清代编的《全唐诗》实际上是对两本书的一个简单的拼合。成书的时间很快，从康熙下旨编纂到全书编完刻成，只用了一年半的时间。由于皇命不可违，工作效率很高，编校者主要是10个江南的在籍翰林，但因为它是国家全力在做这个工作，参与其中的各种学术助手的人数其实是远远超过想象的。
但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即使胡、季两位算是学问最好的，他们所依据的也主要的是明末以来所流行的唐诗文本。就是说《全唐诗》是以明后期的唐诗刻本为主编纂而成的，少数可能有所追溯。在当时的情况下宋版书已经很贵了，而且没有复印技术，只能靠手抄过录。而且《全唐诗》的编纂实际上是由康熙领衔，叫“御纂”的，所以首先一点，所有的诗要突出皇家地位，即使是唐朝的皇家，地位和官员、平民也是不一样的。《全唐诗》从编纂的体例，用书的情况，为了赶时间导致的细节之出入，以及它受那个时代所限的体例的不善，是在起初的阶段就已经奠定的状况。因为它是皇家名义编纂的，具有相当大的权威性，这部书编成以后，清王朝还延续了200年，所以一般学者也不太好批评或者纠正。对于作诗的人来讲，这也已经是一个可以充分参考的著作了。
《唐五代诗全编》编纂的缘起，现在说起来是40多年，其实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我为《全唐诗》做补遗，搜罗《全唐诗》没有收的唐代诗歌，这个工作是在1983年到1985年，后来修订了一下，1987年到1988年完成定稿。《全唐诗补编》199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那一年我才40岁。当时书出来以后，钱钟书先生也读过，留下了读书笔记，国外也都有书评。这本书在出版30多年以后，我今年还凭它获得了第五届思勉原创奖。这是国内认可的文史学圈子中最好的一个奖项，每两年评一次，每次只有4到5本书，所以30多年以后还能够获这样一个奖，也是蛮荣幸的事情。
但是现在新做的书和清代的书已经完全不同了。所以我的第二个阶段，实际上是和国内的一批前辈合作，也是多方面地合作，希望做出新版的《全唐诗》。但是合作有这样一个问题，谁领衔，谁去争取项目，谁来框定体例，谁来出多少力气，怎么排名，各种是是非非其实是很难说得清楚。对于我个人来讲，也是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有一些情况，虽然一部分人已经过世，一部分人还在，但是在文史学界都抱一种忠厚之风，就是说尽量不把伤疤全部撕开来。
所以，从1989年到2011年，是这样一个合作的阶段。最后，我还是决定以个人之力来完成全书，这样做了10多年的工作。
现在的《唐五代诗全编》和清人的《全唐诗》相比较，和曾经合作希望达成的目标相比较，都有了很大的不同。最近几十年学术研究日新月异，海内外的典籍全面公开。我曾经在日本访问过，在台湾和香港都工作过，有机会对海外的研究有全面的了解。再一个，现在用电脑写作了，工作效率提高，传统的写作方式也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所以《唐五代诗全编》完成的过程，实际上是远远超过了自己最初的期待。
在我做唐诗之初的时候，所有的书都是要一本本地翻过来的。现在读书有很多电子文本，也有许多的方式可以检索。但是从根本来讲，我还是双管齐下，既传统又现代。古人的学问讲究从遍校群书到学术札记，到集腋成裘，到最后完成一个大的集纂。这个工作其实是非常传统的。好处在于书必须一本一本地看，看书的过程，要求“穷尽典籍”。现代人大概不太能够理解什么叫“穷尽典籍”。例如，当我做唐诗的时候，与唐诗有关的最直接的文献，我应该都看过，而且都在这本书上留下了痕迹。但另一个问题是，读什么书，以及什么是重要的？比方说，我在《唐五代诗全编》里大概没有引到叶嘉莹，也几乎没有引到钱钟书，因为他们读的是另外一个层面上面的典籍，我不会重复他们的看法。我看过的和唐诗直接相关的第一手的书，远远超过他们读过的典籍了。
南都：怎么理解您说的“另外一个层面”？您编纂辑录的原则是什么？
陈尚君：我不太会在乎这首诗好或者坏，这个字比那个字好在什么地方，这不是我考虑的。这本书不是一个纯文学的著作，唐代留下来的典籍，无论是经史子集或者是涉及到任何的方面，我在编纂过程中其实都利用到了。所谓的诗，不仅仅是诗的问题，比方说诗人到底是什么人，他的生平经历了什么事情，就要用到很多的历史典籍、姓氏书或者其他的各种书。
唐诗的保存或者遗留，实际上就像我们看到一颗流星划过天际，无数的陨石散落在大地上面。历史上有过的唐诗，远比我们想象的数量巨大得多。它在当时的时代就散落在群书之中，经过了1000多年以后，通过各种途径，幸运地或者很偶然地保留了下来，保存的途径也千差万别，有幸运的，有很不幸运的。有的当时影响很大，但现在片字无存；有的实际上写得很烂，但是现在居然完整地保存下来了。在我的初衷来讲，我只有一个决定性的原则：它是不是唐朝人的，它是不是诗，它到底是谁写的，它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它的面貌应该是如何。
寻找唐诗的“源”与“流”
南都：在《唐五代诗全编》里您同时做了“讨源”和“溯流”的工作。“讨源”是您所说的 “让唐诗回到唐朝”，找到唐诗最早出现的本子。溯流是爬梳它的传播过程。请谈谈这两项工作的特点。
陈尚君：“源”和“流”是两个概念。首先并不是说我想溯源就能够溯源的，要能够找到最早的文本。举例来讲，李白的诗收录比较完整的是宋人编刻流传下来的两个系统的李白文集，这是最基本的。一个现在有宋本保留，另外一个叫咸淳本，它实际上以后人再翻刻的方式保留了两个不同的系统。但在两个本子以外，还有李白的诗作。这些诗作可靠或者不可靠都在很大程度上面考验编纂者的学力。关于李白的诗，我曾经写过文章，我认为敦煌所存的李白诗的一个写卷，可能是李白诗歌的初稿，但不是原稿，是李白早期流传较广的一个文本的传抄本。它和现在通行本的李白诗有很大不同，这就是一个“源”。
但我们现在不是任何诗都可以溯源的，只能寻找它在现存的所有典籍之中留下了多少记录的痕迹。一个最重要的原则是尽可能地全面掌握文献，同时所有涉及到的文献尽可能用善本。
具体来说，现存所有唐诗，如果从保存的途径来讲，大概三分之二来自于唐人的别集，还有一部分来自于总集。所谓的别集和总集，在古人的认识之中，一个人的作品在一本书里边，它叫别集；很多人的作品在一部书里边这叫总集。来自于别集和总集里边的诗占到全部唐诗的大概十分之八到十分之九。也就是说这部分的诗它是比较地接近作者原作面貌的。
但是同样的别集和总集，它在和作者的原作的距离上，其实也有很大的不同。哪一些别集能够还原到作者写作原诗的当时的场景？我曾经在有一次发言时谈道，唐人的别集可以分为10个层次，10个层次实际上是与唐代写作的原始场景逐渐疏远的过程。所以并不是说所有的书拿到手里都是同等价值的，它是有巨大的等差的。
第一个层级是唐代特定场景中写来的保存了诗之原貌的作品；第二个层级是作者自己编订的诗集，作者自己编订的诗集只占很少部分，但还是有；第三个层级是唐人编的文集/诗集，基本上唐代的面貌保存了下来，尽管它只有明刻本或者是清刻本。
像李白和杜甫都没有保留唐朝时候的原来的面貌，他们的集子是北宋人改编的，所以在我的认识之中可以排到第三到第四个层级。这已经是李白和杜甫的文集的祖本了。抱持这样的认识，对所有的总集或者是别集有区分地加以对待，同时来讲，全面而没有遗漏地在书中加以记录和校勘，对一首诗的不同的文本都加以表达。
在《唐五代诗全编》的前言里边，我特别表彰司马光做《资治通鉴》，《资治通鉴》是掌握史料以后做成长编，从繁到简删节而成的书。《唐五代诗全编》的工作实际上是确定工作底本以后，广校群书不断地加以添加，不断地加以记录，不断地加以考定，不断地加以补充，积十来年的工作完成的。
不是所谓一首诗一首诗地去考证去推敲的，实际上是把所有读过的书的文本，有必要的都加以记录和表达，是一层一层地加进去的。
南都：您刚才谈到别集和总集，事实上不同的选本会影响到诗的流传。例如李白的《静夜思》，您以前写文章提到它的原诗应该是“床前看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看山月，低头思故乡。”为什么我们现代通行的选本还是沿用“床前明月光”？
陈尚君： “床前明月光”是直奔主题的，唐人并不看重这样的诗，过于直白。但是后来它变成童蒙的读本，两个“明月”更是明代人重新改写的。而且“床前看月光”的文本，它不是一个两个，从李白的文集到宋人书里的援引，《乐府诗集》或者是《万首唐人绝句》都是“床前看月光”，它不是孤独的文本，它是李白的原诗，没有歧义的。只是因为明清以来的主流的影响比较大，而且民间总有一种约定俗成，觉得流行的就是对的。
南都：据说您的《凡例》写了十几稿，我猜想这里面涉及一些学术目标或者观念的转变。您反复修订《凡例》的原因是什么？
陈尚君：《凡例》的第一稿是早期和几方面合作，当时叫《全唐五代诗》，我执笔所写的。在这个以后，触及到的问题很多，在具体的处理之中需要不断进行调整，所以改动了很多。
传统的学术和现代的学术实际上是有很大的不同的。比方说一个作者存一首诗，他的小传要不要把生平完整表达出来，完整到什么程度？他如果存一首诗100个字，他的小传写200到300个字是不是合适？而且小传都要说明依据什么文献。但是现代的学术又告诉我们，应该尽可能地求专、求深、求细，所以在这些取舍里都有很大的困难。
我在开始和你谈的时候讲到五分之四或者十分之九的唐诗是别集和总集流传下来的，那么还有十分之一二的是靠什么流传呢？靠传说、笔记、史书、类书，通过这些散片式的引录或者传闻之中的引录而得到保存。所以有很多的诗是处于是非之间传说之中的，我们不知道它的真相，但也不能加以否认。我把它们收进来，寻求最恰当、最稳妥、最客观的态度来加以编录。
这类诗有很多非常有名，比方说杜甫的“最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这首诗和杜甫的生平是掐不住的。但是你既没有办法否定，也没有办法肯定，只能把最早传说的文本和后人的解释做一个适当的表达。《唐五代诗全编》之中至少有2000到3000首诗，实际上是处于存疑状态的。
陈尚君教授。摄影：秦颖
唐诗是浑成的、豪放的
南都：您的《我认识的唐朝诗人》是学术之外的生动有趣的普及性写作。您个人认为，哪位唐朝诗人跟您的脾气最为相投？
陈尚君：这个方面我大概蛮难表达的，因为我对所有的唐朝诗人就像我自己家里的孩子一样的，我都很负责任地把他们的作品管理好。
你一定要知道，我在全书之中秉持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不动感情。在编纂过程中，对于古往今来的各种说法，我都以平和之心来看待、来处理，也包括当代人的著作。我引录的数量极其巨大，但是并不是所有都采信的，没有采信的甚至加以否定的，也并不牵涉到人际关系不好。对于好的诗人，我当然读了以后也都很感动，但是不能因为你感动了，你就把他的东西加码。
实际上我这些年写的文章，是把所有书都读透以后来写的，很多的题目其实都是生冷的题目，别人没有写到过的。在个人的追求方面，我希望能够把话说透，能够把人理解得明白。
我在《我认识唐朝诗人》里面表达出来的立场，其实也不是中国传统的表达，比较多受西方立场的影响。西方的学者认为，历史上没有什么圣人的，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一个平凡的过程。每个人都有生老病死的问题，都有建功立业之中的困惑，也有他的成就和他的各种局限。我总觉得我现在写的这一类的文章和传统的写法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对我写的这些诗人既不欣赏也不贬斥。
南都：作为为数不多的了解唐代诗歌全貌的人，您认为我们现在对唐诗的认识存在什么偏差？
陈尚君：确实我们有一些认识是要纠正的。唐以后的诗其实是越写越好，历朝历代其实诗是越写越好的。但是唐人的诗和宋以后的诗相比较起来，实际上唐人的诗比较浑成，比较豪放，比较开朗，有一个说法，唐人的诗是喊出来的，宋以后的诗是作出来的。
唐代实际上是一个多元的社会，我们现在讲某某人去嫖娼，好像很不道德，唐人不忌讳这一点。从李白的诗里面，你可以看到他的私生活很混乱的，没有加以掩饰的意思。我们更加不了解的情况是，唐代是一个精英社会，一大批非精英处于社会的底层，所以日本人的研究认为唐代是一个“贱人制度”的社会。我们常常讲“诗意的生活”，“诗意的生活”是要很多人很好地服侍你的，你自己为生计而奔波，就没有“诗意的生活”。
唐代的一个家庭是什么概念？一个家庭要养活200个人。200个人干什么呢？有一部分是主子，有一部分是奴仆。唐代是士族时代，社会精英占有社会的全部财富，但是身份卑微的人，实际上是处于一种可以买卖，以服侍他人为生存的状态。大众熟知的唐诗其实是唐代精英阶层的诗。
但是在《全编》里，我把以敦煌文献为主的出自于下层社会的大量的诗歌也都保留记录下来了。敦煌遗书如果在三四十年以前很难找，但现在是非常常见的东西。敦煌遗书里的唐诗已完整地编录过，但我也有所增加，体例也有所变化。这里面包括了各种类型的作品，既有著名诗人的作品，也包括了民间所传唱的那些通俗性的作品。佛教或者道教宣传宗教观念的作品，也有相当的量。
南都：唐代是以李白的诗歌为代表高度浪漫主义的时代，沉郁顿挫的杜甫在唐代是否是一个异类？
陈尚君：李杜同游的时候，他们也去过妓院。但是像李白这种人，人生的畅快是包括在各个方面的：求仙是为了长生，做官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才能，包括金钱的占有，男女的占有，长生的追求，都是畅快的人生。唐人是把一切的东西都是作为人生享受的。白居易的私生活一塌糊涂。但是日本人很喜欢白居易。日本人讲到一句话，白居易从来也不掩饰他个人的欲望。
但杜甫在唐代的地位已经很高了。杜甫实际上是一个开创未来的诗人，他是在中国诗歌从古体到近体的转变过程中做了最重要的一个探讨。也就是说当一个新的诗体出现的时候，它怎样来表达，它具有怎样的格局和变化？
实际上，杜甫的伟大并不仅仅因为他的思想或者他的爱国爱民，还在于另外一点，他的诗歌的穷极变化，而且是开创了新的格局和写法，这个方面是远远超过我们想象的。
杜甫最有名的两句就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从他这首诗整个的写作来讲，可以看到他对社会的批判，对皇帝耽于个人享受而让整个社会处于不安之中，杜甫是给予非常激烈的批判的。如果放在现代来讲的话，杜甫就是一个“妄议时政”的诗人。他涉及到的问题非常重大，他有他个人的见解。至于是不是当时发表，当时就引起舆论的哗然，我不知道。但是他确实感觉到一种社会之变动，感觉到民生之艰苦的。
杜甫影响了他身后1000多年的诗歌。李白是一个个人才华横溢的诗人，杜甫是一个刻意地在规范之内穷尽变化的诗人，他们实际上使中国的诗歌发展到了巅峰。李杜的时代最重要的标志，是在六朝以来的词章华丽和思想内容之间寻找到一个最妥当的表达方式。
以这部书超越这个时代
南都：您一个人完成《全编》这种体量的工程，遇到困难或瓶颈时如何面对？
陈尚君：人生只能一往无前地往前走吧。所谓瓶颈，其实是在最后的成书过程中，可以说还有成千上万的错的地方没有处理稳妥，但是没有办法的，只好一往无前地往前走。
南都：您认为《全编》对于学界有什么意义？
陈尚君：这个书实际上是为专门家作为一代的基本典籍奠定基础的。所以这里边也表达了一种雄心，实际上是希望长久地能够被人家所信任。一个人一生能够做成这么一件事情，已经差慰生平了。
南都：您为什么说自己是一个“学术的异类”？
陈尚君：我所谓异类的话，其实是不跟着现在的时代随波逐流。因为在这部书里完全没有现代的表达，全书之中和现代生活没有任何的联系。但是我又希望能够以这部书超越这个时代，因为只有超越这个时代才能具有永恒的价值。
南都：您在而立之年接手《唐五代诗全编》的工作，到《全编》完成出版已到知天命之年，四十年是非常漫长的人生旅程，在这四十年里，您对治学、对人生的态度发生了什么变化？
陈尚君：我现在可以非常平和地来看待一切的风波。你看过有一部电影吗？叫《聂隐娘》。人生，总是有拍案而起，或者遭遇困境，发奋进取的关键时刻。有的时候真的只能把个人的一切得失放在次要的位置。如果你要问到这样的问题，我可以告诉你，这部书最后能够完成，很大程度在于最近的十多年之中，其实我是把个人的生死放在次要的位置，不顾一切地往前走，才能够有所成就。所谓“男儿当自强”，“当自强”的意思正在于“砥砺奋发”。
采写：南都记者 黄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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