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明确“不发展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但在利益驱动下企业仍旧“躲猫猫”式投放，其经营乱象被消费者大量投诉。

奥一新闻记者走访发现，深圳多个地铁口仍密集停放着多个品牌共享电单车。尽管相关部门持续“劝导清理”，却陷入"清理-回潮-再清理"的怪圈，相关部门透露相关企业无准入、无报备，却也无问责。

一场利益与秩序的博弈暴露的核心矛盾亟待厘清，深圳代表委员们的建议，亦可探寻破题路径。

追问一：“不鼓励发展”是否等同于“放任乱象”？

政策初衷是遏制无序扩张，但大量违规车辆已形成事实运营。交通运输局“劝导清理”未追溯企业责任，市场监督管理局“约谈”未处罚强制充值，街道清理“治标难治本”。若监管部门仅停留在“只清不罚”，市民权益谁来兜底？

追问二：既有法律工具为何“沉睡”？

从“甲虫出行”“轻风骑行”等品牌的操作看，“最低充值20元”“退款通道隐蔽”等行为，已涉嫌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然而，面对市民投诉，运营企业仅“退回余额”，《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文规定“禁止强制交易”，《无证经营查处办法》可罚企业2万元。为何市民投诉后，未见企业“挨罚”？

追问三：市民维权为何只能“孤军奋战”？

消费者为支付3元车费被迫充值20元，退款却要经历“找渠道、联系客服、催退款”的复杂流程，甚至需通过投诉平台“自救”。这暴露出现行监管的漏洞：政策“不鼓励发展”，但已形成的消费关系必须受法律保护，维权成本为何转嫁市民？

追问四：违规投放屡禁不止，立法与执法如何筑牢防线？

深圳虽明确“不鼓励发展共享电动自行车”，但企业违规投放屡禁不止，暴露出现行管理手段的局限性。当前，深圳尚未通过立法明确违规投放的法律后果，对违规企业多以劝导、清理车辆为主，缺乏对企业主体的信用惩戒、经营限制等刚性约束。立法尚未完善、执法手段单一，使得违规成本低、反弹成本更低，也间接加剧了“充值陷阱”等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若能加快推动共享电单车管理立法，明确违规投放的罚则，多部门形成监管合力，或能从源头减少市民权益受损风险。

一辆电动车反映出社会需求和民生百态

每日数百万辆电单车的通行、停放、监管

也成了城市治理难题

对于街头出现的共享电单车

深圳代表委员们如何看？

深圳市人大代表、广东宝城律师事务所主任曾常青表示，当前共享电单车治理陷入“整治—反弹”恶性循环，核心症结在于立法滞后与监管真空。国家与深圳均未出台专项法规，企业利用政策模糊地带“打擦边球”式投放，违反《深圳经济特区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管理若干规定》中“车辆投放需备案”条款，实质构成非法营运。

其进一步分析，企业强制用户“最低充值20元”涉嫌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侵犯消费者自主选择权与公平交易权；而预充值形成的资金池缺乏第三方存管，企业普遍未履行备案义务，存在非法集资风险。

作为市人大代表与执业律师，曾常青提出三方面破解路径：立法层面，建议行使特区立法权制定《深圳市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明确“禁止发展共享电单车”原则，细化准入机制、执法依据及部门职责；执法层面，构建交通运输局清退车辆、市场监督管理局查处侵权、城管局整治占道、公安打击违法的协同机制，并授权街道办查扣销毁违规车辆；维权层面，推动预付款资金第三方银行监管，建立“先行赔付基金”，支持消委会发起公益诉讼。其表示，亦可从技术治理创新、信用惩戒机制等层面进行考虑。

深圳市政协委员，宝安区海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理事长蒋雷同样关注到这一问题。“在同一排停车位上就有三家不同品牌的共享电动单车。”蒋雷表示，相较于私人电动车，共享电单车 “风险叠加”，首先，租赁模式下，用户“随用随停”特性，导致逆行、闯红灯、占道违停等违规行为，甚至出现车辆弃置于隧道、机动车道等危险场景，显著增加公共安全风险系数；其二为责任主体模糊。若骑共享电单车发生事故，或存在“用户-企业-政府”三方责任边界不清问题，消费者面临举证难、索赔难的维权困境。

同时，针对当前交通运输局、城管局、市监局、街道等部门“多头管理、末端执法权限不足”的现状，蒋雷提出系统性治理建议：由市一级明确牵头部门，建立跨部门联席治理机制，明确部门权责清单，从源头实施管控，对违规企业进行问责，构建治理闭环。

监制：陈文定 刘岸然 谢江涛

策划：任笑一

统筹：陈璐璐 刘晨

学术指导：陈文 袁方成

采写：南都·奥一新闻记者 廖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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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廖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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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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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都市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