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1,点火!”
西藏日喀则江孜县卡若拉冰川附近,始祖鸟与蔡国强团队策划的《升龙》烟花,在高原上空绽放彩色烟幕。烟花落幕,疑问随之而来:这场表演是否会给青藏高原留下生态伤疤?
在长期关注青藏高原保护的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顾垒看来,高原表层土壤破坏后极难恢复。他告诉南都N视频记者,烟花冲击波会破坏植物根系,粉尘与颜料在低温少雨环境下可能留存数年,加重生态负担。但更令顾垒担忧的远不止眼前这片草甸,更怕开此先例,以后各方照葫芦画瓢,以为“破坏皆可修复”。
环评争议同样突出。日喀则市生态环境局江孜县分局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称,此次活动在生态环境局备案过,手续也合规,由于烟花使用的是环保材料,因此不需要进行环境评估。对此,顾垒也表示,没有任何法规规定使用环保材料就可以免除环评程序。
不过,西北政法大学环境法律与政策究中心主任、副教授丁岩林告诉南都N视频记者,当前烟花表演的法律定位的确存在模糊性。依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烟花这类临时性活动未被纳入环评监管,其法律定位模糊,难归为建设项目或户外运动,缺乏对应法条。
据媒体公开报道称,9月22日,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工作人员表示,当天上午自治区就此事开了专题会,第一时间会派工作组到现场,到时候会形成一个三级的调查组,全部工作开展完后,会有一个通报。
北京市义派律师事务所公益法律中心执行主任李恩泽接受南都N视频记者采访时提到,建议当地公开该活动的相关资料,包括环评报告、修复方案以及环境监测数据。
9月19日傍晚,户外品牌始祖鸟联合艺术家蔡国强,在喜马拉雅山脉燃放艺术烟花,却迅速引发环保争议。视频截图
生态影响:土壤破坏不可逆,动物生存受威胁
事发地的海拔高度介于4500-5050米之间,主要的植被类型是高山草甸,此外低处河边可能有少量灌丛,高处可能还有一些流石滩或冰缘带植被。
“草毡层既重要,又脆弱,过度放牧、基础建设或大型活动(比如说本次烟花秀的事前搭建和事后清场)都很容易对其造成破坏。”顾垒说。
顾垒认为,烟花表演对高原生态的破坏可能是长期且不可逆的。“表层土壤一旦破坏极难自然恢复,而爆破产生的冲击波可能直接破坏植物根系,导致无法结籽,带来不可逆的影响。”
由土壤母质开始的植被自然恢复也非常困难。顾垒解释说,因为它极度贫瘠,几乎不含有机质和微生物,无法支撑植物生长。“只有经历了极其缓慢的有机质积累过程,先锋植物偶然定居、死亡后贡献有机质、以及这一小概率事件的反复发生,土壤母质上才有可能长出新的草甸,而这一自然恢复过程可能长达数十年。”
烟花表演产生的粉尘和颜料几乎不可能被完全清除,在低温少雨的环境下,外来物质可能存留数年,持续加重生态负担。
针对主办方声称通过盐砖引导鼠兔等小动物离开燃放区的说法,顾垒表示质疑。他指出,很多食草动物有舔食盐分以补充矿物质的习性,但这种行为在鼠兔中并不常见。“就算鼠兔喜欢吃盐,指望靠盐砖就能将鼠兔引离特定区域,也是不切实际的。”
顾垒还指出,盐砖对野生食肉动物和鸟类是没有吸引力的,主办方并没有提出保障这些原住民权益的措施。“秋季正是动物们‘贴秋膘’或储备越冬食物的关键时期,此时受到惊扰将直接影响其冬季生存概率。”
“烟花燃放产生的巨大噪声和震动可能导致小型动物的强烈应激反应,严重时可能导致死亡。而依赖鼠兔为食的捕食者同样会受到干扰,甚至因食物减少而面临生存危机。”顾垒说。
高原生态修复困境:自然恢复漫长,人工干预效果有限
高原生态损伤的修复难度极大,自然恢复需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
对于主办方提到的将对草甸、农田进行翻土与植被修复这一方案,顾垒表示不赞同。在他看来,土层深厚的地区,翻土或许是一种有效的修复手段:通过将地表污染物埋入地下等待自然降解,同时利用翻上来的肥沃土壤促进植物生长,从而避免对植被和景观造成长期负面影响。
然而,这种方法在高山草甸上行不通。顾垒解释道,深埋的将是表层宝贵的有机质,而翻上来的则是缺乏营养的土壤母质,即使进行播种,也极难恢复草甸植被。“如果不理解高原植被的脆弱性和恢复规律,所谓的修复,不过是对自然的又一次伤害。”
自然恢复需要极其漫长的时间,而人工修复则缺乏既快速又经济的有效方法。即使真正尝试人工干预,修复效果也未必理想。
顾垒提出了两种常见思路,但他指出,这两种方式均存在问题。以移植现成草皮为例,顾垒表示,“若从青藏高原其他地区挖取草皮铺设,本质上只是将破坏转移到了另一个区域,并未实现真正的生态修复。”
而对于土壤改良与播种,土壤改良的具体标准缺乏明确依据,且操作者很可能并未收集该区域原生草本植物的种子,缺乏合适的播种材料。
针对主办方声称使用“生物可降解材料”的说法,顾垒指出了高原环境的特殊性。“青藏高原具有低温、低降水的环境特点,导致生物活性极低,微生物分解能力远不如平原地区。”这使得即使所谓的可降解物质,也可能在高原环境下长期存留,加重生态负担。
而让他最担忧的操作是,随意使用一些观赏植物种子进行播种,例如在藏区所谓的生态修复或景观营造中常用的波斯菊、孔雀草等。“这样可能形成与原始景观格格不入的花海,实际上引入了外来物种,带来新的生态问题。”顾垒说。
律师李恩泽也对活动方提出的“翻土修复”方案表达了担忧。他指出,在高原冻土环境下,不科学的修复可能造成二次生态破坏。“土壤翻动后,植被多年难以重新生长,人为踩踏还会进一步加剧生态损伤。”
还有一种观点也值得重视:即使不进行人工修复,等待自然恢复也比传递“破坏是可以修复的”这种错误信息要好。
令植物学家们担忧的是,这种错误信息可能导致其他地区照葫芦画瓢,继续盲目开展类似活动。
环评争议:环保材料能否免除法定责任?
日喀则市生态环境局江孜县分局的一位负责人回应称,此次活动在生态环境局备案过,手续也合规,由于烟花使用的是环保材料,因此不需要进行环境评估,乡、县等政府同意即可。政府此前开过多次会议,研究选址、评估调查周围有哪些野生动物等,最终的选址不属于生态保护区,周围无人居住。
针对当地相关部门“使用环保材料不需要环评”的说法,顾垒表示,没有任何法规规定使用环保材料就可以免除环评程序。
“从《环境影响评价法》的角度看,像烟花表演这类一次性活动确实可能处于管理的灰色地带。”顾垒表示,环评法主要管理对象是规划和建设类的项目,即永久性改变环境的项目,而一次性表演活动本身可能不需要环评。
然而,这类活动通常伴随一些临时性建设,如修路、用水泥固定烟花架子、铺设电缆挖沟等,这些临时性破坏在环评法中缺乏明确约束力。
“即使使用环保材料,也不代表不需要环评。”李恩泽也表示,“生态环境保护是重中之重,即使是内地的小荒山进行修复利用都需要进行环评,更何况是海拔5500米的高原冻土敏感区域。”
他也建议,政府应公开该活动的相关资料,包括环评报告、修复方案以及环境监测数据。
法律定位模糊:烟花表演难以归类,监管依据缺失
丁岩林也指出,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年版),环评要求根据项目类型和规模划分为报告书、报告表和登记表三类。可以发现,烟花表演这类临时性活动的确并未被纳入名录监管范围。
“像燃放烟花爆竹这类活动,确实没有环评这一说。”丁岩林表示,只有当活动构成“建设项目”时才需要环评,而烟花表演属于一次性活动,不在传统环评管理范畴内。
丁岩林分析,烟花表演的法律定位存在模糊性。从活动性质看,它既不属于传统的建设项目,也难以明确归类为户外运动或旅游活动。“法律上一般会对活动类型有明确界定,但这个事件很难找到对应的法律条文,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案例。”
对于当地政府“只需乡、村、县三级政府审批”的说法,丁岩林也提到,这属于活动审批而非环评审批,两者性质不同。“重大活动确实需要审批,但这是活动安全层面的审批,与环保审批属于不同范畴。”
现行的环评制度采用目录管理模式,只有纳入名录的项目才需要开展环评。丁岩林解释说:“在目录的要做,不在目录的不用做。像燃放烟花过去如果要做环评,主要关注的是对大气的影响,一般都是在硬化的城市地面上进行。”
然而,高山草甸环境与传统烟花燃放环境存在本质差异。烟花表演对地表生态的影响评估目前缺乏法律依据和要求。“环保局认为不需要环评,这个理解从现行法律上看可能没错,但确实存在监管漏洞。”丁岩林说。
丁岩林也提到,目前缺乏对该活动生态影响的科学评估。“在不清楚具体实施方式的情况下,对生态环境损害的判断可能不准确。”
他建议,当地应尽快进行科学评估,包括生态环境基线调查、活动前该区域的植被覆盖状况、植被种类密度、野生动物种群情况等基础数据。“应当评估活动强度对地表植被和野生动物的影响,以及燃放释放物和爆炸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这些都需要专业调查。”
对于事件后续处理,丁岩林认为关键要看该区域是否属于禁止或限制开展活动的区域。“如果是禁止进入的区域,那么活动本身就可能违法;如果不是,那么主要问题在于如何完善监管。”
9月21日,日喀则发布情况通报称,日喀则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已成立调查组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核查,后续将根据核查结果依法依规处理。
同日,蔡国强在其社交媒体上发布致歉声明,承认确实存在考虑不周之处,并深表歉意。他和工作室表示将主动配合第三方机构及相关部门,就此事对自然生态造成的影响进行多方面的评估,并将以实际行动保护青藏高原生态环境。
品牌方始祖鸟也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致歉信表示:“我们深知仅仅道歉是远远不够的,我们有责任在政府部门监管下,配合艺术家团队对该项目全过程的环境生态影响进行复核,邀请第三方专业环保机构,开展严谨而透明的评估工作。”并承诺将依据评估结果与社会各界的反馈,展开及时有效的补救行动。
采写:南都N视频记者王玮 发自北京
编辑:梁建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