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产证上写着女儿的名字，但屋内住着患病的父亲与守护的姑姑。面对留学深造的经济压力，女儿一纸诉状将至亲告上法庭，要求变卖6岁时父母登记在其名下的房产。一边是白纸黑字的物权归属，一边是血浓于水的赡养责任，法院该如何权衡？近日，广东珠海香洲法院公布的一则案例引发广泛关注，法院最终以“不得违背公序良俗”为据，驳回了女儿的诉请，强调敬老孝亲是“应有的底线”。

应当说，法院这样裁判并不让人意外。首先，公序良俗是民事法律关系中的基本原则之一，女儿为凑留学费用，就让患病的父亲腾房以便卖房变现，这般做法无疑太过冷血、薄情，与传统的孝道以及现代的核心价值观格格不入。其次，从可缓冲的空间来看，女儿尚有其他替代选择，比如变卖其名下的其它空置房产。与之相反，其父亲若从目前居住的房屋搬出，经济上根本没有余力租房，更遑论女儿所言的另购房产。

作为房产证上登记的产权人，这名女儿主张权利倒也称得上于法有据。不过，案涉房屋的取得，本质上是一种基于亲子关系的赠与，具有家庭保障与情感寄托的双重属性。作为被告的父亲自2010年患脑梗后，被评定为二级伤残，生活难以自理，且名下并无其他房产。在这种情况下，若机械适用物权规则，同意其女儿腾房诉求，很可能导致其无家可归，这不仅有违赠与的初衷，也可能构成权利滥用。

进一步来看，这起案件的核心在于家庭关系中“权利”与“义务”的平衡。民法典明确规定，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这一义务并不因父母离婚或子女随另一方生活而免除。父亲身患重疾，需长期护理，女儿虽有房屋的所有权，但其权利的行使应受赡养义务的限制。法院强调“权利义务对等”，正是对家庭伦理与法律责任的双重确认。值得注意的是，案例中的姑姑作为护理人，出于亲情对弟弟进行照料，体现了家庭成员间的互助，这种良善行为理应受到法律的保护与鼓励，而非因房产纠纷而受冲击。

由此可见，在家庭纠纷的裁判中，司法不能仅仅充当“产权裁判者”，更应成为“伦理守护者”。被告父亲因病致残，已处于弱势地位，若法院支持女儿的诉请，无异于纵容以个人发展为由忽视家庭责任的行为，这将对社会道德底线产生负面影响。相反，允许父亲继续居住，保障其基本生存权，则是对敬老孝亲的传统价值与人伦底线的捍卫。

不必讳言，这对父女情感疏离也是导致房产纠纷的重要原因。父母离异后，女儿与父亲聚少离多，这种情感隔阂或许促使其更倾向于将房屋视为纯粹财产，而非承载家庭记忆与责任的载体。而父亲一方，虽曾出资购房，却在病痛与离异的多重打击下，逐渐成为家庭中的“被照顾者”。这场诉讼表面上是房产之争，背后却是家庭纽带断裂后的矛盾爆发。法官的判决在某种程度上不仅是法律裁决，也是一次对家庭关系的修复尝试——它提醒为人子女者，物权之外，还有不可推卸的伦理责任。

不管如何，“敬老爱幼、互相帮助是应有的底线。”这份判决，不仅守护了一位重病父亲的栖身之所，也守住了社会对家庭伦理的普遍期待。有网友将这名女儿的闹剧概括为“哄堂大孝”，亦表明世道人心坚定站在人伦道德一方。□ 胡一刀

编辑：张子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