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传玺

勃朗宁的诗句“给了我新的勇气和希望”，这句话是时任国民政府驻美大使胡适于1939年6月上旬接受《纽约时报》记者沃尔夫采访时说的话。用以表达他对中国抗战最终将得到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和国家的支持并一定会取得胜利的信心。此篇专访6月11日刊出，所用标题为《胡适为中国鼓与呼》，题记为：“胡适，在勃朗宁诗歌中寻求慰藉，坚信乌云终会消散。”

专访较长，翻译过来的字数达4500多字。大致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交代采访胡适的背景、氛围与对胡适的印象；第二部分是胡适对中国抗战性质与前途的分析与信心；第三部分由胡适提倡新文学的教育渊源，引出他此时“听从召唤为国效忠”的使命感。当时正是“中国大地战火绵延，大好河山在炮火轰鸣中战栗，一座座珍藏千百年文物的古城遭到日本军队的大肆掠夺。就在这个当口，一位中国文人思虑着自己的祖国”，从中可以看到胡适对中国抗战的态度与所付出的努力。

一、胡适对中国抗战的分析

《胡适为中国鼓与呼》专访中形容胡适——“大使先生腼腆内敛，讲起话来措辞精准。他虽然大部分时候极其严肃，但不像许多学者那样学究气十足。他兴趣广泛，从孔夫子的《论语》到小仲马的《浪荡的父亲》，旁征博引，娓娓道来。引用起范缜哲学或者勃朗宁的诗歌来也得心应手。在旁征博引之间，不时萌出诙谐幽默的火花。”

抗战期间担任国民政府驻美大使的胡适

胡适在专访中认为，中日战争背后更大的问题，是日本的军国主义挑战了世界新秩序的对道德的约束。“7年前，日本占领了满洲，将被国际关系新思潮所遏制的暴虐发挥得淋漓尽致。近两年来，中国人民竭尽全力抗击侵略，为民族存亡而战。然而，竭尽全力还远远不够，以血肉之躯与精良的机械设备对抗，能力毕竟有限。为了尽快结束这场可怕的战争，恢复太平洋地区的国际秩序，解除几千万人民的苦难，极有必要采取一些积极的国际行动。让我提醒一下贵国是如何诞生的。历史学家一致认为，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取决于两个因素：第一，在几乎无法克服的困难面前美国军队没有放弃战斗；第二就是当时的国际环境。英军在约克镇投降的前一年，英国几乎在和全世界交战，它在各地的殖民地都受到了严重威胁。这种不利情况阻碍了英国向美国战场增兵。我作这个历史类比的寓意很明确。中国的最终胜利，也同样取决这两种因素。中国别无选择必须战斗到底。国际局势也必将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我们不指望任何国家拿起武器为中国而战，但我们确实希望，而且我觉得我们有权利希望，正义的良知和共通的人性终占上风，感动那些热爱和平的民主国家的男人和女人后，拒绝向一个违反条约，破坏世界和平的国家提供不人道的军火和战争原料。”

胡适稍作停顿，再开口时换了一个声调：“在中华民国成立初年那些最黑暗的日子里，多亏在贵国学到的乐观精神，我才保持振作。我记得曾写给一位朋友，除非你我因绝望而放弃，否则世界上就没有绝望二字。这些天，我经常引用勃朗宁的诗句，它给了我新的勇气和希望。

他从不退转而是挺胸向前，

从不怀疑乌云会消散，

从不胡思乱想，纵然对的受挫败，错的获胜利。

仍认为我们跌倒以便再起，挫败以便再战，

沉睡以便苏醒。”

（引自《浴火重生——〈纽约时报〉中国抗战观察记（1937－1945）》，中国当代出版社2016年8月第1 版第152－154页）

二、胡适此番谈话的目的

胡适此番谈话的目的就是想利用媒体舆论推动美国中立法朝着有利于援助中国抗战方向发展的修改。

1937年9月8日，胡适被国民政府派往美国进行抗战公共外交。到达美国后，他发表广播讲话，拜会美国总统罗斯福及其他政要，在各种场合面对各界民众广泛宣传，随后又于1月下旬到3月中旬，冒着严寒克服牙疼痛苦和脚部不适，在东西部各大城市马不停蹄进行长达近两个月多达近60场的演讲。针对美国各界和广大民众对中国抗战的中立态度，甚至由于美日贸易数额较大出现的倾向日本的偏袒，“胡适所有的宣传游说，最终归结到一点，就是争取欧美民主国家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支持，重点是让美国政府和人民了解中国人民抗日的决心和大义，劝他们放弃‘为中立而中立’的退缩政策，为中国的抗日，为世界范围的反法西斯正义战争作出自己的历史性贡献。”（莫高义著《书生大使》，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5 月第1版第67页）正是由于此，1938年9月17日，抗战爆发一年两个月后，国民政府让胡适取代老牌外交家王正廷出任驻美大使。

而他上任之际，正赶上武汉和广州相继沦陷，抗日战争转入极其艰难的相持阶段。国民政府是战是和也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汪精卫等人出逃更是打击了国民政府继续抗战的信心，此时极需要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注入一剂强心针。受命于危难之际的胡适和此时派来争取美国援助的陈光甫通力合作，在蒋介石迟迟不来电令的情况下，甚至不惜自作主张改孔祥熙电报为蒋介石的名义，展示中国政府的坚强决心，打动罗斯福签署了援助中国抗战的第一笔桐油贷款。之间的奔忙劳累甚至四处求人的屈辱，终于让胡适于12月4日突发心脏病。第二天，他只好住进医院，77天才出院。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很多人认为是被骗参战，加上特殊的地理位置，美国社会上形成了较浓厚的“孤立主义”思潮。在这个基础上，于1935年8月31日通过《中立法案》，随后又于1936年2月和1937年5月进行修改。但不论是最初的总统宣布交战国后，“凡以军械、军火或战备，自美国之任何地方，或其属地之任何地方，输出而运至该交战国，或运至任何交战国所利用之任何中立国港口者，均为违法”，还是首次修改增加的禁止对交战国借款的规定，还是第二次修改增加的交战国在现款自运的条件下可以向美国购买军火的规定，均对中国抗战争取援助或从美国购买军火不利。因此国民政府从抗战一开始就多方呼吁美国不要实行中立法，不要在中国生死存亡的抗战道路上设置障碍。

恰此时，希特勒开始进攻捷克斯洛伐克，欧洲上空战云密布，罗斯福立即动议修订中立法，参议院也提出此议。胡适认为这是推动美国政府加大对中国抗战援助对日本侵略制裁的好时机，不顾才出院身体刚刚恢复，立即投入到策动修订朝着有利于支援中国抗战方向发展的多项活动中去。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胡适接受了专访，并作了如上谈话。胡适之所以分析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也是对世界和平新秩序的破坏与挑战，将中国抗战与美国独立战争进行类比，正是为了进一步增进欧美各界对中国抗战的认知，密切中国抗战与欧美各国的关联度，推动美国开启对日本实施实质性的制裁。所以胡适在说了中国最终将会同美国独立战争一样取得胜利后，呼吁美欧“拒绝向一个违反条约，破坏世界和平的国家提供不人道的军火和战争原料”。

三、胡适信心的成效

胡适随之展示了自己的信心，但他不是简单地直白，而是通过勃朗宁的诗来表达。胡适的信心与努力最终取得了成效，就是罗斯福开始通过废止《美日通商条约》首次对日本侵略中国实施实质性制裁。

罗伯特·勃朗宁（1812－1889），英国维多得亚时代的代表诗人

胡适为什么用勃朗宁诗来表达自己的信心呢？这个勃朗宁是指罗伯特·勃朗宁（1812－1889），英国维多得亚时代的主要代表诗人。除了诗闻名，当然还有他的爱情故事。1844年游历意大利读到女诗人伊丽莎白·巴雷特的诗时，他疯狂地爱上了她，此时的巴雷特已经38岁，不仅比他大六岁，而且自15岁骑马摔伤后就一直没有站起来且一直没有出过家门。爱情不仅使两人私奔走向结合，也神奇地使巴雷特重新站了起来。巴雷特为爱情写下的十四行诗蜚声诗坛诗史。此时勃朗宁已经创作了大量诗歌，但并不如夫人那样有影响。可在夫人于1861年夏天去世后，他的诗名开始骤然响亮。并被评论界认定为“是十九世纪后期最强者诗人”，“超越了同代大诗人丁尼生和包括叶芝、哈代、斯蒂文斯在内的二十世纪主要诗人”，“获得和保持了领先于他们的前驱者的地位”（《勃朗宁诗选》，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3年8月第1版第2页）。

随着勃朗宁诗歌影响的扩大，在美国留学且开始转向文科并修习英美文学课程的胡适不可能不留意到勃朗宁的诗。根据他在康奈尔大学的课程表，1913年春学期，他开始学习“维多利亚时代的诗歌”，课程介绍为“学习丁尼生、布朗吟（即我们现在通常翻译的勃朗宁）、马修.阿诺德、克拉夫、威廉.莫里斯、斯温伯恩、罗赛蒂等人的代表作，学习维多利亚时代诗歌的特征”（席云舒《胡适考论》，商务印书馆2021年1月第1 版第45页）。1913年10月16日，他的留学札记中开始出现阅读勃朗宁诗歌的体会，“西文诗歌多换韵，甚少全篇一韵者。顷读Robert Browning，见两诗都用一韵……以其不数见，故记之”。到了1914年1月，胡适开始翻译勃朗宁有关诗作，并在日记记下勃朗宁诗歌对其性格所产生影响，同时将这种影响代入与朋友的交往以及有关诗作。1月29日，胡适首次翻译了1939年6月接受《纽约时报》专访时所引用的那首诗，只不过此时他是用中国古典诗词的形式翻译的，全诗为：“吾生惟知猛进兮，未尝却顾而狐疑。见沈霾之蔽日兮，信云开终有时。知行善或不见报兮，未闻恶而可为。虽三北其何伤兮，待一战之雪耻。吾寐以复醒兮，亦再蹶以再起。”

胡适说，“英国十九世纪大诗人卜朗吟终身持乐观主义”，他这首诗“余最爱之，因信笔译之”，“此诗以骚体译说理之诗，殊不费气力而辞旨都畅达，他日当再试为之。今日之译稿，可谓为我辟一译界新殖民地也”。胡适还在这天日记中记下了勃朗宁诗歌中乐观主义对他的影响。胡适前一天面对久雪且大风的天气写了一首古风体的诗，后三句为：“明朝日出寒云开，风雪于我何有哉！待看冬尽春归来！”胡适就此诗引申说：“前诗以乐观主义作结，盖近来之心理如是。吾与友朋书，每以‘乐观’相勉，自信去国数年所得，惟此一大观念足齿数耳。”由此可见勃朗宁诗歌中乐观主义对胡适影响之深，也验证了他接受专访时所说勃朗宁诗的感受。

胡适提倡白话文后，又用白话体翻译了勃朗宁的诗，比如《清晨的分别》《你总有爱我的一天》等。他还曾对勃朗宁诗歌撰写了两篇论文《为勃朗宁的乐观主义辩护》《勃朗宁的哲学和儒家思想》。两文胡适都这样评价勃朗宁，“罗伯特.勃朗宁是一位乐观主义的热情歌颂者。他看到了人的不完美，世界的邪恶和生活的苦难，但他坚信‘邪恶是虚无的，是没有意义的’，‘我们所有美好的愿望，希望或梦想都将一直存在’，怀着这样的信仰和希望，勃朗宁从未停止布道”；“勃朗宁的人生哲学自始至终都是一种乐观主义哲学，一种希望和奋斗的哲学”。前一文以专访时所诵之诗作结，后一文又用此诗开头。前一文在世界大学生论文比赛中获奖，也使胡适开始受到文化界的关注。正是胡适对勃朗宁诗歌特别是诗歌中所洋溢的乐观主义的喜爱，形成了他新的心态，并“给他打上了最为永久的印迹”，“对他的后期思想造成了最为持久的影响”（格里德著《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2月第1版第47页），也成了他后来面对各种艰难始终乐观面对的基本心态。

胡适在接受专访时用此来表达对祖国抗战和获得支持的信心，中国自古就有在外交场合用诗来表达意向的传统，这是他渊博修养的自然体现，当然这里用勃朗宁的诗，还可能有胡适的一番苦心，如此表现自己的信心更显得贴切亲切，且容易缩短与美国各界人士的距离，从而引起更大共鸣。

由于美国孤立派议员的坚决反对，中立法的修改没有通过。但罗斯福随之给胡适送了一个大礼，7月22日晚最后一次就中立法修改与参众两院斡旋失败后，26日断然宣布废止《美日通商条约》（美国此时远东外贸2/5是同日本进行的），半年后生效。胡适所呼吁的“拒绝向一个违反条约，破坏世界和平的国家提供不人道的军火和战争原料”的目的开始得到初步实现。（本文作者李传玺）

编辑：刘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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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都市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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