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义伟

从《在你们离开以前》到《生而为人》再到《一生何求》，作为新一代作家，毕啸南在文学创作上一直在进步。他的书写不再只是为了完成情感的表达，而是把眼界拓展到更多的维度中，包括文笔的张力、结构的搭建、时空的延展、思想的争鸣等。

他身上始终带有一种历史唤醒的意识，而这种意识又没有走向让人感到窒息的严肃感，这是非常难把控的。他善于从时代陈旧的事物中挖掘新鲜的生命力，比如写底层人物的生活图景，读者从这些命如草芥的小人物内心看到的却是命运的大江河；他写战争的残酷，又总是在遍地灰烬里替绝望的人类捕捉一缕希望的光；他写两性之间微妙而深沉的情感，在个体坚守的故事之外，人们更多的震撼来自人性更辽阔的爱。毕啸南的文字真挚，也足够敏感，从小细节里挖掘大主题，在当下中寻找永恒，是他一以贯之的创作内核。

在此基础上，《一生何求》更突出地体现了毕啸南对创作自主性的开发，加入了作家主观意识和对世界、对人生的看法，这其中“思考性”是他的核心。脱离了完成情感输出的目的，他的文字体系构建得更加完整且牢固。与此同时，他在语言风格、写作结构、小说类型化等方面都展开了一些新的探索，颇为值得关注。

文学母题：用抗争的心态书写悲情命运

对命运，尤其是对小人物悲情命运的书写，是毕啸南作品中最为突出的文学母题。命运是一件谁都能概括，而谁又都说不清的事，它很复杂，又很简单。有意义和虚无是相反的两个存在，命运夹在它们之间，摇摆不定，但无论是寻找意义，还是坠入虚无，都注定痛苦。

时代命运与个体命运在毕啸南的作品中均有所体现，对一个具体的人来说，前者往往是固化的、不可逆的，后者则有更大的选择空间，同时也极度脆弱。毕啸南经常运用对比的形式来表现命运颠簸和冷酷的一面，而这种对比往往存在于父子、夫妻、朋友等关系之中，比如《生而为人》里的谢佩秋与苏兆和这对夫妻，前者拼命抓住命运给的为数不多的机会，没有被时代的巨轮抛入大海，后者却在时代一次又一次的碾压下濒临崩溃，最终选择了放弃和逃离。还有《一生何求》中的意夫与阿宝，两个情同手足的好朋友，长大后在不同的阶层里苦苦挣扎，最终各自走向了专属于自己的那条路。

毕啸南写命运，不拘泥于命运本身，而把不同个体的命运走向，用时代的线串连起来，命运与命运相互交叉的地方，就出现了故事。在他的小说作品里，活着是主观意识，命运是客观存在，它们是因果，是对立的，也常常融为一体，只有这样，才能将命运的复杂性展露无遗。

并且毕啸南一直坚持的一个人物塑造理念，就是无论结果好坏，命运都是可以抗争的，因为只有抗争过命运的人，才会更有力量。就像他在书中写的那样，“生而为人，是为了活着，又不只是为了活着”，翻看毕啸南的作品，你就会发现，每个人物都被裹挟进这句话中，每个人物都在这句话中，做了命运的“反抗者”，义无反顾。即使再卑微，也有向命运挑战的权利，所有被命运轻视的人，都不必低头。

毕啸南曾经说过，文学不应该是赞美，文学本身就是悲情的，是遗憾的，甚至是黑暗的。所以他无法将命运描述得美好而顺利，并且始终认为，当小说开始歌颂命运的时候，小说也开始走向死亡。

可能这就是一个满怀悲悯的写作者，对这个世界的一种态度。

悲悯角色：所有人物都是一个人

大悲之心是毕啸南与生俱来的一种特质。以悲悯观世，以悲悯停顿，悲悯创造了毕啸南许多的写作空间。在他的写作框架中，题材在变，情节在变，唯一不变的，就是他的悲悯之心。他把自身的这种特质移植到作品上，人物的纯真与可怜，就变得鲜活、立体很多。

毕啸南塑造了许多典型人物，比如《一生何求》里的哑巴哥儿，比如《生而为人》里的祝长生。患有癫痫的祝长生，跟着二叔做屠户，但是面对待宰的牛羊，他怎么也下不去刀。后来他又去做木匠，每次砍树时他都会轻轻抚摸树干，像是自言自语地说：“我下手快点儿，你们就没那么疼。”他始终觉得世界万物都是有生命的，人、草木、牛羊，都需要悲悯与同情。

果然，工友们全都嘲笑他的善良，认为那是一种软弱，是一种大人不该有的天真。但祝长生就是这样，默默地心疼着这世界上的每一种生灵，说他单纯也好，说他愚笨也罢，祝长生始终保持着人性中最干净的那一面。

往更深的层次去理解，不难看出，毕啸南的小说是他的世界观的一种反映，工友们代表了现实社会的大部分人，保持着生存的理性，而祝长生有着人类进化过程中被遗失的最原始的美好本性。这本身并没有对错之分，只是过于保持理智的人，在他的小说中似乎并不是太讨喜，他更倾向于书写那些纯粹的人类。

叙事者的内心与故事人物建立起相同频率的意识之后，他们就注定形成统一。在描写每个人物的时候，毕啸南肯定会有一种分身的感觉，就像自己的灵魂住进了另一副躯体中，在一个虚拟的世界里穿行。其实人物本身就是写作者思想的映射，是写作者的三观，也是写作者复杂的内心，嘴巴说不清的事，全都靠这些被创造出来的人物来表达。毕富海、胡蕙心、秋杨、阿宝……归根结底，他们就是一个人，那就是叙事者自己。

所以在这些角色身上，叙事者也能感觉到自身生命力的延续，就像是自己按照故事的设定和发展，又活了很多回。相比于眼前所见的世界，存在于虚拟中的他们，反而让人觉得更真实，更立体，享受他们的爱，他们的恨，他们的离别和重逢，他们的无尽遗憾和片刻圆满。作为一个写作者，最大的好处莫过于故事中的一切都是他想要的。

地域视角：故乡的回归与出走

没有一个个体能逃脱自己的家乡而独立存在，对大部分写作者来说，故乡与作品往往都是相互成就的，莫言的高密，沈从文的湘西，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哥伦比亚北部小镇阿拉卡塔卡，故乡成了作家躲不开的写作素材，他们似乎下定了一个决心，无论如何都要把自己来自哪里这件事描述一下。

毕啸南也处于这样的默契和惯性中，胶东大地已成为他写作路上的第一个标牌，毕富海、胡蕙心、秋杨、阿宝……这些角色的人生轨迹都根植于这片土地。不过毕啸南的故事是动态的，他很少将人物搁置在一个固定的环境中生老病死，他将他们支配到苦难的路上，故乡成了漂泊的起点，也成为终点。让人印象最深刻的是《生而为人》中的美娜，被迫离开故乡，从此一生都在陌生而动荡的江海边游走，不断地丢失亲情、爱情，最后丢失了自己。《一生何求》中的毕富海一家也是这样，在战争的摧残下，他们离开胶东大地，开始了一段生死大逃亡。

在空间的转换上，毕啸南有着很好的调度能力，每个角色的命运走向，都在这样的转换中演化出了遗憾、悲伤、矛盾等，从而使故事更加饱满。安分守己地在一个地方活着，并不是毕啸南的写作倾向，他的写作理念是，人只有不断在路上，才能显现出生命抵抗命运的韧性。

毋庸置疑，毕啸南深爱着这片土地，尤其是在描写故乡的景色时，他总是难掩身体里的自豪感。或许当意夫很多年后坐火车回到登州，看到山海相连的绝美风景时，坐在车厢里的并不是意夫，而是作者自己。让故乡在自己的笔下获得一次重生，绝对是一件既酷又伟大的事。

如果从反方向来看，人始终是局限的，上帝在每个人身上添加了各种条件，家庭环境、风俗习惯、性格特征等，于是在写作的视角里，这些因素集合成了“故乡”这个名字。有了这样的前提，人物自身想要变得更辽阔一些，看起来似乎就很艰难。所以对一个写作者来说，“走出去”就成了一个终极命题——是始终停留在原地，还是去外面闯荡。创作是源源不断的经验的积累以及想象力的再生，而达到目的所付出的代价，就是离开自己的本源所在，走向许多危险的境地。

显然，总有一天毕啸南也会在文学上走出去，走出那片有山有水的胶东大地，用生命换取经验，用脚步丈量作品。他曾经说过，无论是创作还是生活，在外行走，故乡都是一个人流动的身份，任何地方都不能匹配那种落地生根的感觉。他从不认为自己能代表故乡，他只能把故乡变成一种文学姿态，留在过去的作品中，毕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故乡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全世界。

陌生表达：构建意识之外的世界

毕啸南曾出版过几部专业的学术类作品，严格意义上来说，《在你们离开以前》才算是他第一部真正的文学作品。这是一部描写亲情的散文，代表了他本人以及我们大多数人的生活情感本质——归根结底，在亲人面前我们都是柔软的。他在这本书中还原了许多大众的人生场景，具有强烈的普世味道，并试图在真实中构建一种充满现代性的亲子关系，寻找一代中国人关于父母、原生家庭、生命、死亡等社会话题的新表达。它相对细腻，情感打动人心，理解起来具有很强的便利性。

而《生而为人》作为一部以过往半个多世纪的胶东大地为背景的短篇小说集，则逃开了当下的社会场景和人们普遍的情感共识，通过一个个传奇故事将读者带到了一场场陌生的境遇中，对写作者和读者来说，都有一种新鲜感。比如《小香港》中因改革开放，整个社会蓬勃发展的背景，《没有一株麦子不热爱春天》的战争因素，都体现了一种时代的距离感。到了《一生何求》，它的陌生化表达，不仅仅拘泥于陌生化的写作背景，也更加注重人物形象和人物思想的特殊性，比如他写一个农村残疾女性面对情与欲有着怎样的固执与痴狂，写乌苏里江莽林中一个卑微的人在生死抉择的瞬间如何获得新生，写一个牢牢捍卫传统男权的父亲如何一步步被他的儿女们精神杀戮，趣味点就在于，写作者成了探路人，带领着身后的众多读者去看很多超出认知的事情。

《一生何求》展现了毕啸南更为多元的写作探索。在语言风格上，《风雨大作》是朴实大方、简练凝重的，《世界上最后一个女人》运用了大体量的内心独白来表达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一群女性的精神世界，而《杀父》一篇则表现出了中国古典小说的倾向性，在描写场景及人物形象时，他使用了大量的古典文学语言，并借助修辞之美，使作品更典雅更富有韵味。毕啸南是写景的好手，他总能轻而易举地将人们如身临其境般地带入小说的场景中，他对环境和人物心理的描写呈现出一种散文化、诗化的特质。《杀父》这一篇尤为明显，作者弱化了传统小说的叙事功能，不以情节冲突来推进故事发展，而经过精心凝练的对局部形象、氛围、场景的描写，进行整体的意境塑造，充满浓郁的抒情气息和哲理意味，更像是颇为少见的诗化小说的文学体裁。

在作品结构上，短篇小说限于文字体量，写作者大多只选取一个命运切面进行描写。但毕啸南却总能在有限的篇幅里写尽一个人乃至几个人的一生，这展现了他时空调度的才华，颇具个人风格，《生而为人》中的人物命运群像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一生何求》在这种“小人物、大命运”的风格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了中短篇小说的写作技巧，整部作品又显现出了长篇小说的气韵，在众多华语小说作品中也是让人颇为眼前一亮的创新之作。

小说创作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写作者怎样与读者建立联系。而为读者构建一个意识之外的世界，创造真实可信又具象的陌生感，显而易见是这其中最艰难的一步。在这条路上，陌生化表达不只是针对读者的阅读兴趣，更是对写作者本身的一种考验。

理想爱情：扫去落在爱情上的灰尘

毕啸南作品中的爱情观也颇值得琢磨。他很喜欢写一见钟情，在他的意识里，爱情是绝对的理想主义，是一种热烈，是一种纯真，是一种超越时间限制的坚守。他怀揣着一种知识分子特有的浪漫，一点一点扫去这么多年来落在爱情上的灰尘。他的笔下，两个人之间的爱情，是一瞬间的迸发，是相互对视的那一刻，是一生一世的守护。就像《生而为人》中的陈少民和徐凤英，即使战争带来的半生分离，也抵不过野桑树下的那次照面，他们两个人为了彼此竟然坚守了大半生。

毕啸南似乎是有意用这种幻想出来的爱情，来对抗现实中快餐式的情感观念，他好像是在呐喊，在用尽全力告诉人们爱情原本该有的样子。

在他描述的情感关系中，女性的分量着实要比男性重一些，他很少塑造爱情中的反面角色，即使有也都是由男性来扮演的，所以就存在一种声音，说毕啸南有着“女性伟大”的写作倾向。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一生何求》中，陈余生与自己的爱人分离一生，为了守护这份爱，他终生未娶。毕文荣明知胡蕙心所爱之人并非自己，依然选择了以死护她周全。即使毕富海和桂英这对夫妻，在历经艰难的逃亡后，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时，丈夫茫然无措，而妻子却展现出了成熟的生存技能和更多的生活智慧，也不能代表作者对两个性别的褒贬，因为另一个男性角色哑巴哥儿，他的善良、聪明、坦荡，很好地弥补了男性的不足，从而保证故事不会走向某一个极端。

所以男性的伟大也始终在毕啸南的描述之中，他并不是某种性别的赞美者或批判者，他更像是一个秉持中国文化中“中庸”思想的人，始终让自己的作品维持在一种平衡状态中。

他同情的是所有被压迫的人，与性别无关。

一个很典型的例子，《生而为人》中那个很经典的形象——“小香港”。他为了救治自己那患上绝症的同性爱人，散尽家财，坚守一生，甚至对同性爱人离开他之后组建的新家庭仍然充满了尊敬和爱意。在毕啸南塑造的所有人物中，很少有像小香港这样同时具有男性的刚强与女性的细腻的，他代表的是一种超越情爱的伟大人性。

今天许多人之所以对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关系如此敏感，脱离不开中国的历史特征。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大部分时间里，大多数女性都是专制制度的牺牲品，而男性往往被等同于专制制度本身。随着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女性逐渐解放，女性不再像古代社会那样，与男性是依附与被依附的关系，男性在传统文化中慢慢失去了统治优势。如今“女性觉醒”依然是一个很受重视的社会课题，并且没有停歇的迹象，如果去翻看几千年来的女性发展史，就能理解这种现象的存在。就如同弹簧一样，被压到底，总是要反弹的。

两性的共同进步，才是文明的进步，男性和女性，永远都不应该处于对立面。

今天，人们的阅读趣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流文学集体向年轻化靠拢，文学作品也在这样的潮流中，越来越像一种可以量产的情绪化表达。写作者与读者都在努力寻找共鸣与感同身受的“错觉”，好像找到一个自己的同类，就能解决很多现实问题，无论这个同类是真实存在的还是虚拟的，都无所谓。在更复杂的生活困境里，文学在情绪之外可以给我们带来什么，人们无力深究。

而在这样的前提下，毕啸南选择了“逆向创作”，他呈现出一种人生不断往“后”退的力量，不入局潮流，反而转身走向传统，走向人类精神的深处，在茫茫历史中打捞很难被看到的人与事。他在试图探索一种全新的小说表达方式，即用现代化的语言，沉淀过去的记忆，把文字前的人搬到历史中，把故事里久远的人搬到现在。他想让我们把人类命运里很多注定的细节，看得更清楚一些。

或许，这是一件比作品本身更值得回味的事。

作者：史义伟

编辑：朱蓉婷

本文作者

朱蓉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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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都市报记者